盛世只是个大泡沫? 透过乾隆王朝看古代盛世

残忍而多变的乾隆记者:乾隆前期与后期变化极大,这是为什么?张宏杰:因为他善于总结历史教训,此外,他受《易经》影响很大,主张宽严相济,刻意不让手下明白他的想法,所以他一生都在变来变去。此外,和普通皇帝不同,他特别残忍。记者:在书中,您写到了他在西北的大屠杀,堪称惨绝人寰,可为什么后代文人反而大加赞美这么一个残忍的人呢?张宏杰:因为我们有强人崇拜,只要是“做大事”,杀人越多就越是伟大,其实乾隆的有些行为与希特勒没什么差别,后代文人赞美乾隆,说明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虽有人道主义的基因,但离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道主义,还相去甚远。应该看到,专制主义的本性就是残忍的,从性格上论,康熙比乾隆宽厚许多,可一旦危及皇权,他也会变得很残酷,动辄灭族。所以说,残忍不是乾隆的问题,而是专制思维的问题。为何错过现代化记者:乾隆达到了中国传统政治的顶峰,但恰恰在他手中,中国错过了现代化的机会,最“好”的皇帝却办了最坏的事,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死循环?张宏杰:因为乾隆盛世是基于少数统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设计出来的盛世。乾隆在精神上并没提供任何新的东西,无非是把传统的统治技术推到极致。而18世纪,人类文明主流是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,“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,把他们关到法律的笼子里。”乾隆却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、最完善、最牢固的专制统治,在他眼中,任何民间的自发性和主动性都是危险的,他强化的是对民众的驯化。如果当时专制统治不是那么密不透风,民间能拥有较大的经济、文化、思想空间,现代化有可能浸润这片古老的土地。乾隆成功地建造了一个针扎不透、水泼不透的政治监狱,这个监狱塑造出来的国民固然驯服、听话、忍耐力极强,却无法挺起腰板,主动迎接世界大潮。乾隆时代的中国人是“做稳了的奴隶”,只许有胃肠,不许有头脑。难以突破的鲜克有终记者:像历史上许多“明君”一样,乾隆晚年也陷入了昏聩、懒政、迷茫的状态中,这是为什么?张宏杰:中国帝王都是人治的信奉者,绩效如何,依赖于统治者个人的精神振作与否,可没有内外条件的制约,个人的英明与自制根本无法抵制环境的纵容与腐蚀。由胜而骄,好逸恶劳,是人性不变的规律。盛世君主往往是集英明与昏聩于一身,理智与膨胀为一体。他们既是辉煌的创造者,也是衰落的罪魁祸首。权力应该受约束,这本是很容易想明白的道理,但专制主义的特色就是不让人思考,而皇权是会让人上瘾的,戒都戒不掉,我今年还会推出一本书,叫《坐天下很累》,表面上看大权在手很潇洒,其实历代皇帝平均寿命很短,生活质量很低,在权力的重压下,人往往会走向变态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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